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前言：2019年5月4日，正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合并发表哈佛北大校庆两校长演讲稿和一年前我的写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自认为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再次发出。

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校长德里克·博克讲话

译者：王虹

（点评：通篇的反思、批判意识，忧患意识！校长并未自以为是地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科研、去教书育人、去爱国，而是十分尖锐地提醒大学不应该做什么，或者大学面临的危险与困难。这样的讲话，令人清醒！）

从我们上次聚会庆祝哈佛大学校庆300周年纪念日起，50年过去了。人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清楚得看出，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几乎不大可能有什么大的动荡会改变哈佛，美国和整个地球。美国在世界上演的角色也没多大可能发生变化。少数民族和妇女对于更多机会的要求，医疗保健的巨大变化，技术的急速发展都不会吞没美国。最重要的危险，仍然是对知识的极端重要性的估计不足。

 在所有因素中，正是知识改变了哈佛和其他大学的面貌。从上次世界大战开始，并在战后继续发展的电子学和生物工艺学的进步，各行各业的精通业务，政策分析运用和现代医学的革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知识，专门知识和新的发明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

 由于大学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大学比50年前我们的前人所想象的更为重要。幸而，美国的大学以及大的热情和创造力迎接了这一挑战，有力的环境帮助我们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而美国的大学不但幸免于难，而且还由于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为了逃避欧洲的政治迫害而跑到美国而得到了加强，美国的大学还得到了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套组织高等学校的特殊方法。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校。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对这一体制已经如此熟悉，从而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内，大学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

 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由于避免了政府的控制，决策权利就掌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鼓励竞争成了努力进取以超越他人的动力。我们在取得科学研究成果，进行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为社会不同阶层服务，为广大的个性各异的学生提供不同课程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网络。

 因此，有理由认为现在是庆祝美国这所最古老的大学的诞辰的最好时刻，也是庆祝美国教育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最好时刻。但我们学校当初是清教徒建立的，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在心神不定的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阵痛，虽然我们强忍着，但也不免说出来。我们知道有多少学院是在全盛时刻种下了日后衰退的种子。我们的第二天性使我们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时问一下自己有什么敌对的力量存在。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内部矛盾和过分行为会消弱我们的大学或阻止它满足现代社会和人类的需要而作出贡献。

 为了寻找我们忧虑的根源，我们最好从观察学校的外部环境着手。学校的成功和繁荣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这种注意并不总是令人欢迎的。当学校的影响和重要性日益增加，声望和财产日益增长时，各种集团自然会受到诱惑，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证据，军事和情报部门试图使我们的教授们参加秘密的研究工作，并对我们作出种种限制，以避免我们的科学发明落入敌人之手。商人们寻求和我们的科学家建立关系，以帮助他们开发新产品。社会活动家敦促学校利用自己的资本，购买力，尊严和威望同种族隔离等罪恶和不公正作斗争。公众指望我们利用我们的财富和影响力来帮助解决地方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十分明确：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作出最大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校外的集团时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他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时常迫使大学冒牺牲自己独立性的危险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他们做一些有损学术公开和自由的事情，而公开和自由正是一个健康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的所作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的基本功能够成了威胁。

 来自大学外部的另一个令人忧虑的变化是，政府的规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当知识和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活跃的时候，国家自然希望能确保大学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大学已经被规定禁止种族歧视，推进正当活动，保证对研究基金的使用进行说明，保证残废人的入学权利，控制学生的入学分数，等等。

 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出于好的动机，大多数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干预还要走多远。里根年代使我们暂时免于更多规定的束缚，但诱使未来政府做出新的规定的可能性依旧大量存在。例如，当权者计划使毕业生的数量与国家的需要协调一致；对学校的发展计划和新设施的建立进行审核以避免重复和浪费；制定详细的规则来检查大学的体育比赛；制定防止学生得到不公正分数和入学遭到招生办公室不合理拒绝的保护性条款；等等。

 在考虑这些规定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必须是对公众负责的，不断增加的规则正在威胁使我们大学在为公众服务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因素。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在特色各异，地方自治和竞争中繁荣起来的。而我们的规定就意味着千篇一律，中央计划和官僚控制。我们头上的规定越多，把我们周围只是很好的环境变为严重阻碍国外兄弟院校的那种制度的危险就越大。

 规定越来越多的前景是与大量令人烦扰的问题相关联的。许多人对于研究性大学的影响和威望不断提高的心情是矛盾的。你们毫无疑问已经在最近的报纸和杂志上看到关于你们母校的一些报道。照片很漂亮，文章的调子是友好的和建设性的。然而读一下内容，你将会发现他们都在强调哈佛的成就--在社会上的影响，基金的数量，在高级职位的毕业生的数量。我猜想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在暗自庆幸自己能与这样一个受到尊敬的学校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描绘的，只是一幅对哈佛和其他大学真正贡献歪曲的图画。

 我们都能够了解哈佛成就的本来面目。除去偶尔的科学突破外，人们从那些大量的书籍和无数增长知识的学生中间辛勤劳动的学者身上看不到许多戏剧性的东西。用想象代替这种现实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当人们读到有关哈佛文凭的金钱价值，哈佛基金的不断膨胀，老校友网的无形影响的报道时，羡慕和尊敬很容易变成嫉妒和仇恨。

 这种看法虽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国家现在资助科学发明和学生助学金方面起的作用如此重要，已使危险性危险增大。认识到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联邦和州政府官员对大学是很慷慨的，这使得学校的活动更多地依靠学校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哈佛和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大学处于一种50年前的前任无法想象的危险境地，我们的繁荣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对我们的态度。正如我们从近几年来几个事件中了解到的，对研究性大学的优越和骄傲的不满情绪很容易导致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敌对活动。

 虽然我们校门外的危险已经足够大的了，但很可能更大的危险来自我们学校内部的紧张局势。洛思尔校长在1936年曾就这一危险性评论说：“如果我们对历史没有搞错的话，一个学校在其富有活力的时候是很少会毁灭的，而缺乏活力的学校则是自寻死亡，这时魔鬼就会乘虚而入，从而将其至于死地。”我们应该牢记这个警告，密切注意那些妨碍我们履行职责的内部矛盾和压力。

 一般人在列举学校成功的弱点时，首先强调骄傲的危险性是很时髦的。然而，在所有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内，骄傲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处于最后一位的。我在哈佛的这些年内，从没有看见一个学校像我们现在这样关心走下坡路的危险，从没有这么多人决心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寻找问题，则确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一个问题是大学在确定重大项目和限制发展上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可以理解的。知识和专门知识越来越重要，其用途也成倍增长，富有魅力的机会不断出现。由于大学在其性质上是无政府的，并由于授予教授自由权而昌盛，因而新科学不断出现，旧的科目仍然保存着，学校的扩大因此不可阻挡。

 随着这个进程的不断继续，大学变得更难于管理。有如此之多研究项目需要关心，如此之多的必须会面，如此之多的地方会出现问题，如此之多的活动要求经费；解决这些问题足以耗费最有才能的管理者的聪明才智。而有经验的管理者必须准确知道什么是大学所绝对不能做的。由学校的性质决定，大多数官员都是从教员中挑选出来的，由于缺乏管理艺术的训练，这些学术领导人很容易被行政事务所吞没，而几乎没有时间考虑如何改进教育和为开拓性研究创造机会。因此我们可能陷入一种可悲的境地，根据他们的学术经历而任命他们，但他们却没有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校长为此感到苦恼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已轮到学院院长，系主任和重要项目的负责人了。

 在座的很多听众很快就会意识到，大学的不断扩大需要不遗余力地寻求基金。在高等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学校代表必须更加机敏地从政府和个人手中得到资金。这种压力充其量只能造就一些能应付各种烦恼的好脾气的管理者。在第一流的运动竞赛中，这种压力经常变为对运动员进行丢人的管制。在科学方面，财政压力迫使学校进入工业公司或政府计划安排的项目，其中一些需要保密或附有其他限制，这将危及自由，公开的研究环境。在我们这些在学术中辛勤耕耘的劳动者看来，我们高尚的目的使我们使用的这些方法合理化了。劳伦斯主教在为哈佛集资的时曾经说过："当你在做一个真正伟大的事业时，你就不能不顾虑重重。"而在那些不具备这位主教的热情的校外人士看来，这种狂热的追求基金会更加证明他们的观点，即学校只不过是另一个为自己追求特殊利益的合法组织而已。

 教师在发展自己的系和保持自己的研究中心而奋斗时，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筹集资金和行政事务的苦役。但对很多教授来说，更加束缚他们的是由于社会对专业知识的急需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各种机会：提供政府咨询，为政府服务，为大会做报告，为感兴趣的公众介绍某一个知识领域，等等。这些机会对于专业学院和文理学院的教师都大量存在的。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这些校外活动成了许多教授寻求刺激和变化，提高地位和金钱收入的最大来源。

 这些活动并不是完全有害的。教授们与他们感兴趣的人和事相接触可以解决一些有价值的实际问题，否则他们可能只知道纸上谈兵，但这些活动终究占去了为实现学校更为主要的目的而必须花费的时间。

 在未来50年内，以上所述的压力和诱惑都不会有所减轻。相反，随着知识总量的不断增加，学者们将发现更难集中精力于他们的研究领域。社会将不断需要新的专门知识，校外机会将有所增加。大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项目和活动，将更加需要教师门对学校管理的支持。

 对教师的要求增加了，我们将如何回答呢？我不知道，对此也的确有理由感到忧虑。在一个学者的只是如此专门化，又如此依靠外界的承认和支持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同时忠诚于大学，职业和提供他们基金的势力。当这些相互抵触的压力增加时，教员们将更加难于摆脱周围社会的影响。难道我们能希望教授们不受这个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么？这一代的学者是随着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现存制度有着普遍的不信任。我们不应指望他们有着他们的前辈和其他行业中存在的忠诚。相反，在这个鼓励成功和生活多样化的世界的影响下，我们很容易发现，越来越多的教授将试图把自由，安全的学术工作同风险较多，性质较为低下却有较多金钱和较高知名度的工作结合起来。

 不管这种预测是否现实，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金钱虽然十分重要，但影响学校的关键因素是时间。

 时间的效用是不能明显看出来的。例如，我们通过细心的观察会发现，把每一分钟都用于学习的学生常常成绩不能提高，反而会下降。对于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参加很多有兴趣的活动能够使他们改进工作的质量。但我们也同样清楚，一旦校外活动的负担达到某一个极限点，校内工作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几年内，这种可能性将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教员将超越这一局限。

 如果以上情况发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其影响可能不会很快显示出来。学术成果的数量可能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讲座仍然是有竞争和有内容的。但由于不被打扰的学术研究时间越来越少，学术成果将越来越缺乏深度和广度，并且将过多得依靠助手的工作。教师和学生的课外接触时间也将减少，这些接触虽然看起来是可有可无的，但却可能为青年学生在大学中的生活留下最值得记忆和最关键的一刻。教师也将有时间去认真了解如何才能帮助学生改进他们的学习。我们已经不能充分地了解大学教纲的完成情况，更不用说进行足够系统的工作去改进了。我们对学生入学时的聪明过人谈得很多，对他们入校后进步了多少却知之甚少。无怪乎外界总是用粗俗的用词来形容大学教育而忽略其真正的意义。

 现在，你们已经对我们的成功所带来的大量问题听得很多了。这些问题与过去50年大学所克服的那些挑战大不相同。我们已经无法依赖我们高等教育体制本身的力量来使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我所描述的那些危险正是这个制度的产物。展望未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抵抗那些迫使我们偏离正确轨道的压力。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把一件事情牢记在心：我所描述的危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由于对大学本来的目的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认识错误而造成的，而这些都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研究性大学考虑问题，因此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人则为了大到一些看起来更为紧迫的目的而将大学的基本目的置之一旁。在很多时刻，新的环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威胁我们的基本价值了，而我们却一无所知。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大学一直完成的很好的职责和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条件。

 尤其是，我们需要说服公众并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强行推行自己社会观点的军事机关。许多组织可以提供咨询或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推行新的军事目的，但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判断性决策的人。许多人可以成为企业家，律师或者有影响的顾问，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科学真理。阅历可以锻炼我们的判断力，使我们更加成熟，但只有教育能同时发展智能，启发新的兴趣，树立志向，提出重要问题，加强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这些，才是大学给以学生的真正贡献，而不是闪闪发光的大学牌子，或其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影响。

 为了说明基本目的崇高价值，让我引用洛厄尔校长另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演讲。虽然洛厄尔对于哈佛的将来所面临的重大事件和变化并不比我们今天知道的更多，但他确实知道哈佛真正的生命之源是什么。他说：“学生们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浪一浪接着一浪冲向陆地。有时候是静止着，有时候则带着暴风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或是狂暴的，有两个事物总是新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龄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她热切的追求这两件事物，她就永远不会衰老。随着时代的变迁，为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改变，但目的本身是永远不变的。”

 2018年5月4日，北大建校120周年校庆 ，时任校长林建华以“通向未来的桥”为题，发表演讲。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首先，我代表学校、并以个人名义，感谢大家的到来。

 就在前天，习近平来学校视察，高度评价了北京大学对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学校的改革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总书记明确提出对中国大学发展的三点期望，也对北大未来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总书记还在讲话中特别强调青年一代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希望新时代的青年人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我们的新时代青年，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20年前，甲午战败，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本，在开学校。”改革旧教育、建立新学堂，成为了变法的第一要务，北京大学也由此而生，并从一开始，就以探求民族的未来为己任。

 戊戌变法迄今的120年，中国的变化可谓波澜壮阔。当时的中国危难深重，维新变法、兴办新学是为了救亡图存。自那时起，北京大学就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引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促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点燃“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炬；从率先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北方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开创中国的现代大学学制，开研究生教育先河，到在战火的硝烟中，千里跋涉，与清华和南开一起创建西南联大；从改革开放，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到百年校庆，推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120年来，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着建校的初心和使命，坚守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庄严承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福祉，不避艰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这也是北大发展最好最快的40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促使我们以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大的信心，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我们虚心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和北大实际，全力推进学校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和成就。

 北大的核心使命是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我们积极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建设多样化的专业教育体系，激发兴趣，调动学生主动性、创造性；我们立德树人，构建通识教育体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思辨能力，努力使学生懂自己、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

 学术队伍是大学的核心。优秀大学最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聚集最有潜力的学者，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学术发展环境，使他们成为杰出学者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优秀教师。我们积极推进人事体系改革，完善教师学术道德和职业规范，营造良好制度和文化氛围，使“近者悦，远者来”；我们全面实施新的更有竞争力的教师聘任、评价和薪酬体系，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帮助青年教师更好成长。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聚集和培育了一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师队伍。

 产生推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是北大学术发展的核心任务。我们面向学科前沿，组建跨学科研究机构，鼓励跨学科合作；我们推进院系综合改革，促进学科调整，增强院系活力；我们结合国家和地方需求，合作共建应用研究机构，推动产学研合作，聚集社会资源，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今天的北京大学已经成为装备精良、在许多领域处于国际前沿、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研究型大学。

 大学是高度依赖个人创造力的学术机构，大学管理的真谛就是使每个基层组织、每个人的创造潜力都充分释放出来。大学的治理体系改革应当着眼于院系、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我们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推进学部建设、权力和资源配置重心下移，增强院系自主权和发展活力。今天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对未来更有信心、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学校。

 120年光阴，转瞬即逝。北京大学从一个旧体制脱胎出来的婴儿，已经成长为屹立于世界的现代大学。先贤们的渴望、追求和对未来期许，很多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那些已经淡出人们记忆纷争、质疑、疑惑和彷徨，都使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北大从未忘怀肩上担负的家国责任，始终坚守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以敢为天下先和大无畏的反思与批判精神，激励自己不惧艰险、砥砺前行。这种精神和价值理念，已深深根植在北大人的灵魂深处，时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举止言行。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120年并不短，但与世界上动辄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著名学府相比，北大仍是很年轻的，我们还需要在未来时光的流淌中，增进学术积淀，累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今天，北京大学正处在第二个甲子的终点上，也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起点上。李大钊先生曾说过:“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在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也曾讲道，“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在一个新的甲子，北京大学如何能够不辱使命，续写新的绚丽篇章？这是北大和北大人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新时代，新的技术、新的中国、新的世界、新的未知，所有这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气势向我们涌来。我们将面临两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一是信息和智能科学引发的新技术革命，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大学对知识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这一场新技术革命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存和生产方式。二是国际化和中国的兴起。中国变化太快了，短短几十年，就从基础薄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让世界错愕，就连我们自己的很多人也还没有完全适应。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了，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也诱发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政治思潮。

 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触及到了人们的观念和灵魂。历史的沉积与未来挑战、传统观念与新技术、平静的校园与喧嚣的社会，过去的、今天的和未来的，都在校园中相互撞击和博弈；技术至上、功利主义开始蔓延，鱼龙混杂的各类信息削弱了信仰和确信的力量。人们前行的脚步如此之快，已经把自己的观念和灵魂抛在了后面。一些人变得焦躁不安，于是开始质疑新技术、质疑全球化、质疑一切，甚至质疑人类的未来。

 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需要哲学家的思辨，更需要所有人共同的行动。这个时代并不缺旁观者，更需要的是责任与担当。不同观点的碰撞、辩论、质疑甚至批判是有益的，但我们更需要在价值层面建立共识与确信。共同价值、共同愿景是社会的、也是大学的基石。这个时代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科学与人文精神唤醒人们的良知。引领社会风尚，将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责。

 在这样一个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时代，大学和大学教育也需要改变。大学不再只是学习知识、研究学术那么简单了。研究与教育、学习与创造、知识与素养、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等各种要素都将融合在一起，将使大学成为一个孕育着远见、创造、善良和责任的海洋。人们在其中浸润成长，去打造更美好的世界。多样化教育体系、个性化因材施教、实践中的学习、师生共同的探索和创造、跨文化体验，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北大的教育正在努力为学生提供非凡的学习和成长体验。

 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新思想、新技术、新事物大量涌现，已大大超出了传统思想理论体系的范畴，探索、创新和实践成为了时代主题。“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只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才能激活思想，涵育出真正的学术；才能让学问更有思想的锋芒，让思想更有学问的根底。要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和学科界限，既要学习和借鉴成熟的理论体系，更应当从中国自己的实践中总结规律、形成新的理论。

 知识是人类共同财富，一所真正的大学，莫不将自己置身于璀璨的世界大学星群之中，思想和心灵的交流是没有国界的，大学是世界的！同时，任何一所优秀大学都要根植于深厚的国家和民族土壤，大学又是国家的、民族的！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向世界其他优秀大学学习，携手并进，更要扎根中国大地、融入中国发展、弘扬中华文化，探寻中国大学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

 今天的北大像是一座桥，连接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在这里，人们可以静下心来，反思过去，眺望未来。应对新技术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面对国际化挑战，需要我们以更宽广的胸怀和视野，使世界读懂中国，让中国读懂世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人类共同体。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请相信，作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作为“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的北大，一定能够担负起时代重任，守正创新，迎接挑战，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鸿鹄念成鸿浩，这也是重大创新、改进！）

 今天，我们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为中国的未来描绘了宏伟蓝图，“双一流”建设规划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展望未来，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守正创新，把北大建设好、发展好，真正使她成为世人向往和景仰的伟大学术殿堂。（此去省去120字评）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过去的120年，是北大发展的一个璀璨的篇章，其中的每一页、每个字都承载了北大人对国家民族的情感与奉献，这让我们万分珍惜、无比自豪。

 我们庆祝北大建校120年，特别要感谢伴随北大成长的一代代教职员工，他们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远见卓识，以及深深的家国情怀滋养了北大，培育北大的菁菁学子。我们要感谢千千万万的北大校友，他们在各行各业的卓越成就和巨大贡献，成就了北大的辉煌。我们还要感谢一直关心和支持北大的各界朋友，无论在战争和艰难岁月，还是快速发展的今天，他们始终与我们站在在一起。我还要感谢在校的4万多北大学生，你们的青春、独立、敢为和梦想，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先贤们用他们的心血，铸就了今日的北大，在这个庄严的时刻，让我们对他们再次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谢谢大家！

 2018年5月3日，永阁（陈昌永）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照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走，中国在经济上早就赶上超越美国”为题，写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且拼合林毅夫阎学通二人相关文章发表在博客中国，6月26日在人民网强国博客发表。

 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照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走 中国在经济上早就赶上超越美国（上）

                                        ——写在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

 毛主席带领老一辈革命家在赶考路上走过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27年，我们每一个跟在后边的人，何曾不是在继续赶考。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对北京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寄予厚望。

2017年11月，博客中国转载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可能8年后超美国成世界最大经济体》一文。我们随即跟帖直言不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照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走，中国在经济上早就赶上超越美国。正是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耽误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进程。更为严重的是，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带坏了社会的风气，葬送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付出沉重的代价后，不得不扭正路线，弥补损失，奋力赶上去。请参见本人多年来公开发表在人民网、博客中国等各大网站《行政审判庭上的报告---四川省三级法院庇护腐败大案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上书中央 写给党的十九大---四川司法自觉纠错几率几乎为零》【《致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彭清华）的公开信》】系列博文。有机会希望能与北大校友们当面交流讨论，也希望小编信守直言不讳，不要三番四次删掉本评论。”

之前一个月，2017年10月，沈叶锋在科学大院发表《航天界的劳力士！原子钟如何影响定位精度？》，文中介绍：“原子钟作为计时精度超高的时间频率标准源，在卫星导航系统、协调世界时等方面有着重要应用，说它是’航天界的劳力士’，一点都不为过。”“原子钟对于导航卫星是如此至关重要，如果失效，将直接导致导航卫星不可用。因此，几乎所有卫星导航系统都给每颗卫星配备了3~4台原子钟，增加系统可靠性。而原子钟特性又是如此难以准确把握，这就凸显出一个国家原子钟研制水平对于其发展自主可控的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印度2013年发射了其第一颗导航卫星，星上装备了3台瑞士SpectraTime生产的铷原子钟，但在2016年，3台原子钟就相继失效。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的18颗卫星中，也已经出现了3台铷原子钟和6台氢原子钟故障。”“中国在北斗发展初期也采用过国外原子钟，但现在已经实现卫星用原子钟国产化。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和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是国内研制导航卫星用氢原子钟和铷原子钟的主力军，其研制的原子钟已经成功应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实现了北斗卫星核心器件的自主可控。”

遗憾的是，该文没有提及美国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原子钟的运行情况。

40年前，1977年北京768厂、上海光机所、四川867厂三家铷原子钟比对。地处四川乐山青神三线的电子部867厂比对失败，没有通过鉴定。作为北京大学量子电子学专业74届工农兵学员，1978年初毕业前夕，学校动员我对口支援867厂。

1978年3月，在PO1型铷原子钟定型研讨汇报会上，厂党委书记王庆新说，PO1型铷原子钟鉴定定型不能再拖了，此次定型也要定型，不定型也要定型。主持设计师吴工汇报说，PO1型铷原子钟电路不成熟，存在跳相，怀疑物理（泵体）部分也有问题，吃不准。总之，要通过鉴定定型很困难。我汇报说，PO1型铷原子钟电路是成熟的，物理部分也没有问题，只要过细地调节，尽快鉴定定型没有问题。王书记听了很高兴，当面露出笑容，可当场有些人的脸色就很难看。说到谁来解决问题谁来调节，我当然自告奋勇：要是信得过，我来！技术科陈书记问我，多少时间能调出来？我说，一个星期。陈书记说，你一个月能调出来，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实际上，问题出在分频器单元电路，七台样机，他们也不给我提供任何图纸资料或调试说明，我加班加点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调节完毕。吴工就坐在我旁边看着我调，他看我换一个电阻就把一级波形调正常了，惊讶地问我，咋个呢！咋个呢？我给他说，LC调谐分频器晶体管放大参数不一致，工作点就要随之调整。

随后，867厂PO1型铷原子钟顺利通过鉴定定型，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非常惋惜的是，针对LC调谐分频器存在温度系数差的问题，他们没有采用我设计且通过实验验证和严格例行试验的全国产化数字集成电路分频器；更没有采纳我带来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铷原子钟小型化改进方案（见厂刊铷原子钟小型化综述），实施升级改造铷原子钟。相反，陈昌永是疯子的流言却在全厂传开了。陈书记当面说我是四人帮派来的，在大会上公开扬言要开除我的党籍。十分恶劣的是，他们把这种对科学技术的嫉恨同政治联系起来，技术上难不倒，他们就搞政治迫害，政治迫害不了，就散布流言蜚语，下流地败坏我的名声抹黑我的形象。

多年以后，原867厂副总工程师王忠达对我讲，昌永，不知道你是经过好大的运动过来的，他们那样整你都没有把你整倒，掉过手是我们，早就趴下了。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那就是，你不投邦靠派坚持走正道，岂知人间正道是沧桑！

随即，我被调离技术科，到厂技工校教书。根据生产线上的实际需要，我开设了测量与调试专业课教学。没有教材，我就自编油印教材。记得是79年11月结业考试时，我出了20多道题，认为这些都是通过教学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一个月以后，有的学生拿了一本电子杂志来找我，说我是拿杂志上登载的世界电工竞赛题考他们。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其范围和程度多类似。有4道题完全一样，记得清楚的是分贝的计算和示波器测量电压两道题。当时认为，拿当今的话说就是一个大国的工匠起码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没有多在意。

回顾起来，我可以毫不夸张非常坦然地说，当初经过三年多量子频标的学习，站在北京大学一流教授王义遒、董太乾、王庆吉老师们的肩上，我就登上了制造铷原子钟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前沿；我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867厂技校生带到世界电工竞技场。

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得益于毛主席老一代革命先辈们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带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工业门类齐全位列世界第一的大国，赶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达近200年的科学技术工业化历程。我有幸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有幸享受教育革命的成果，有幸进入北京大学接受老师们既教书又育人的谆谆教诲，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学习。当时高科技领域，在国家“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召感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发图强，用他们忘我的钻研精神紧跟甚至同步世界先进水平，干着惊天动地的事，做着隐姓埋名的人。前不久，中央台出彩中国人节目中，主持人撒贝宁面对1958年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总体设计师、运10副总设计师、C919专家组成员程不时为首的平均年龄72.3岁清华校友合唱团，泪流满面动情地说，“所以，看到他们，我才知道，中国今天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就，中国今天为什么能够昂首挺胸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从1965年到1978年，我国在13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从而，极大地带动了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地方国营社办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人们的精神面貌生活习惯也在互相渗透交融中提高。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增长3.92倍。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一线城市重要科研单位响应党的号召甘为四个现代化献身的优秀儿女栋梁人才。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三线工厂的机器设备加工能力制造水平并不亚于一线厂矿，867厂从部队转业来的杜世喜师傅车工技术就可以和我的母校北京大学653分校的顶级师傅比美，从上海分配来的于敬俊和乐文伟、广东来的范花容两口子、成都金堂来的陈才川等大多数工农兵学员都能在各自岗位上挑大樑独挡一面。

送走技校这批学生，我回到技术科，坚持搞铷原子钟小型化试制。泵体部分铷原子微波谐振腔都做出来了，厂里却要我带领几位高工和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去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接李树道研究员开发的小型化铷原子钟。回厂后，我向厂里写了一份《接收报告》（见附件），认为武汉物理研究所小型化铷原子钟一些指标还达不到，嫌其进度不理想，再次提出我们自己实施小型化铷原子钟试制。厂里没有同意，坚持要等待接收武汉物理研究所铷原子钟小型化成果转让。安排我开发0到上GHZ系列3343—3373型频率测量仪。我按时完成了任务，都顺利通过了量产鉴定定型。乘势我又再次向厂里提出试制一级频率标准铯原子钟的《可行性报告》（见附件），提交了关于试制微机多功能组合模板的《可行性报告》（见附件），这些对国家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很有市场前景的前瞻性合理化建议厂里都没有采纳。值得提出的是，我向厂里提出上铯原子钟，是基于湖北孝感4404厂我的同班同学陈国柱开发试制成功铯原子钟核心部件銫束管。后来4404厂私有化后，陈国柱同学愤然离去，从此，再也搞不出銫束管。我从有关资料看到，美国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采用的是铯原子钟，此是后话。顺便提一句，如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大学展示给习近平总书记看的BD1024小型化銫原子频率标准，背板上研制进度注明：2010年，提出创新方案；2011年，验证可行性；2013年，完成关键技术攻关；2014年，完成原理样机；2016年，完成工程样机；2017年，样机试用；2018年，产品设计。也就是说，八年还不能推向市场。

今天须要指出的是，这类精密仪器设备中，我采用的集成电路是由北京前门器件厂生产，高频（射频）器件来自永川电子部24所。说明当时我们国家IC集成电路技术和高频（射频）器件的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大规模集成电路（LSI）技术紧跟美国，甚至PC机用CPU还出口日本。至今忘不了在校读书时代，参观学校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真正达到每秒100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那股兴奋劲。紧接之后，中国科学院１０９厂研制了ＥＣＬ型(发射极藕合逻辑)电路，提供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１９７６年１１月研制成功１０００万次大型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照此正常发展下去，我们国家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技术一定用不了多长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个底气来自于当时我们国家有黄昆、谢希德、高鼎三、王阳元、許居衍、俞忠钰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半导体教授专家，我们的学校半导体专业同样培养出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奋发有为的人才。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从欧美大量引进技术，全国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厂建成投产。

三四十年过去了，美国商务部于今年4月16日宣布，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 7 年。一下击中产品零部件大部特别是芯片依靠从美国进口的中兴公司软肋，如果没有转机，休克不得不是中兴公司面临的残酷现实。作为国家曾经控股的中兴公司，理当担负起高端芯片制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任。然而现实却是，十八大前三十多年在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思路指导下，我国半导体制造集成电路技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南韩在九十年代初才开始重视集成电路技术芯片的制造，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我们的科学春天大会召开了却没有到来，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成了一句挂在嘴上的空话。集全国之力实施的“863”计划、“973”计划一二再落空，没有完成。国家芯片技术落后世界先进水平不是一代两代而是N代。甚至发生上海交大陈进教授“汉芯一号”荒唐造假欺骗行为。偌大的中国，GDP全球第二、人口近14亿，每年消耗全球30%以上的芯片，却在全球前20大芯片制造商中，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现今中国的芯片仍然是九成以上依赖进口，除华为少数几家外，自己生产的芯片也是以中低端为主。2017年的芯片进口额约为2300亿美元，是石油进口额的两倍。依赖永远长不大，落后了就要挨打，一剑封喉常理中事。7年之后，中国制造2025，中国赶上超过美国的经济年。美梦要变成现实，需要勇气承认现实，正视现实，不需要文过饰非，打肿脸充胖子。更鄙视颠倒黑白胡扯乱攀。

话说回头，那段时间，我协作成都电焊机研究所为核工业部门和野外作业制作了《一种实用可靠的全CMOS化计数器》，文章发表在《电子技术应用》1984年11期上，获得许多好评，文章被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收藏，收到好些技术咨询的来信。我把这期期刊送给总工程师李伯敏看，他似乎不以为然。是他把我从四川省国防工办特地要来867厂，我们向来对他很尊重，或许是我在厂党委书记面前说了实话做了实事，使他们从成都40信箱（前锋仪器厂）来的技术人员有些丢脸难堪，影响妨碍了他们升职升迁发财路。果真如此，我只能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李伯敏总工程师单身一人工作在三线工厂多年，家属农转非后住房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无不令人唏嘘同情。

按照高精度、高稳定、高可靠试制小型化铷原子钟的设计思路，我在实用可靠的全CMS化计算器中，率先采用了超低功耗的LED液晶显示器。由此对LED液晶显示器（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预感到LED显示器（屏）光明的应用前景和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也可能是与我的波谱量子电子学专业使然。

1988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招标频率测试仪及设备。867厂派我到北京投标。国家进出口总公司派女同胞吴费费协助我制作了英文标书及所有文件资料。经过激励的竞争，我主持设计制作的3343型频率测试仪一举中标。既为国家争了光，也为867厂第一次创取了外汇。

真想不到，回厂后王元法厂长给我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太猖狂了！”从成都82信箱（锦江电机厂）来的王元法厂长，或许是听信了此次国际招标中标，山沟里飞出金凤凰，对他权力地位构成威胁的谗言，才有如此激励反常的言行。我要说，凭白无故无中生有，这也太小肚子鸡肠了。我们欣喜的是，我们国家三线厂既能生产制造具有世界尖端科学技术水平的铷原子钟，也能在国际数字仪器设备的竞标中中标，迈进世界数字仪器设备的先进行列。

自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管理抛弃了鞍钢宪法即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退回到马钢宪法实行一长制即厂长承包责任制。自此，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大环境下，厂长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个人或小团体获取更多的利益先富起来。对此，呂金益工程师说过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一批饱狗下去了，又上来一批饿狗。我要说，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生态环境诱良为娼。君不见，那些年，中国几乎到了无官不想贪的地步！喊了许多年，至今仍然不敢公示官员财产就证明了他们中间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大一部分人的财产来路不清白。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厂矿要是权力被这些人把持着，还能干好吗？不垮台才是怪事！

正常情况下，应该以此国际招标中标为契机，报请立项，加大投入，集中力量，鼓励开发市场急需的精密仪器设备和通信产品。特别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南戴河军事通信标准审定会后，我的这种想法尤为急切。当时厂里试制的彩色照片扩印机、电信程控交换机，由于都是交给厂领导自己信得过的人主持设计，不是质量不过关，就是迟迟拿不出合格样机。这些项目又各自封锁抱得很紧，别人很难靠近插上手。厂里再也不组织会战攻关，想要走销售回扣的潜规则路子市场又不买账。拖延的结果，这两个很有市场前景的项目最终命运只能是不了了之。甚至试制费全力保障，花了很大的代价，结果连一个电源也搞不出来。

同期1987年，任正非在深圳注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两间平房里靠两只三用表一台示波器试制生产程控交换机，挖得第一桶金，发展成为今天中国首屈一指技术含量最高的大公司。华为5G领先韩国三星美国高通，华为自主研发的麒麟970在100平方毫米，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安装了55亿颗晶体管，而美国苹果最强也只有33亿颗，高通31亿颗。

四川867厂和深圳华为公司，两相比较，我不知道经济学家们公知大V们如何来看待解说这种现象。是技不如人？设备条件不如人？还是其他......。我们要说，华为能有今天的业绩，跟任正非一贯信仰毛泽东思想分不开。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事在人为。任正非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

那个年月，好些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年轻人多想方设法通过人才招聘或直接跳槽脱离山沟沟到大城市。867厂当家军品331时统主持设计师郭家普87年调离青神到成都航空研究所，331时统主持设计师位置一直空缺。这年原技术科分成设计科和工艺科，工程师李德明担任设计科科长。我自认为平时和李科长还说得来，就向他提出，希望他向厂里举荐我主持331时统项目。我的目标打算是用高精度、高稳定、高可靠小型化铷原子钟取代晶振，数字化、集成化、智能化升级换代331时统。李科长认为军品331时统不用换代，还可以坐吃十年八年（军费），至于主持设计师人选，厂里自有考虑。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1988年10月，我作为人才引进调到成都红光电子管厂（773厂）。事后得知，867厂电大毕业的郑兴仕主持军品331时统工作，我的助手成都电子科大毕业的杨林为副手。9年以后，2007年867厂宣告破产，这部分人整体转到成都电子部第10研究所。

我是冲着研制开发液晶显示器（屏）去的红光电子管厂。八字没有画一笔，待到有希望立项的时候，这个执意扩张做大不做强，沉醉于引进外国玻壳生产线，曾经的中国第一只彩色显像管诞生地，全国十佳企业，成都市纳税大户，1997年上市以来，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半累计亏损7亿元。红光公司股票1999年5月4日实行特别处理，进入“ST”。2000年5月12日暂停交易，进入“PT”,随即被强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破产死在867厂之前。我多年的打算又一次落空，留下昂天长叹空悲切！好在北京电子管厂今天的京东方在王东升董事长决策下，2003年收购了韩国现代二代、三代和3.5代，共三条完整的TFT-LCD生产线和技术专利。从此，彻底改写了京东方的命运。更仰仗北京市政府的融资，多家银行的扶持，京东方硬扛过曾经一度高达77亿元的亏损。两相对比，京东方硬抗住的77亿元亏损恰恰是红光公司7亿元亏损破产的整整11倍，皇城脚下，是要幸运得多。2017年，京东方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根据权威咨询机构市场数据，京东方的大尺寸液晶面板出货量、中小尺寸液晶面板出货量均位列全球之首。2019年2月24日，华为在巴塞罗那举行发布会，公布HUAWEI MateX首款5G可折叠屏手机。不是三星，不是高通，也不是英特尔，而是中国公司华为，全世界第一个拿出5G+折叠的智能手机。可折叠屏是京东方配套华为，时至今日，京东方不仅超越了LG,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液晶电视和显示器面板供应商，并且在顶级屏幕领域，也直指屏幕巨头三星。

那个年代，从上到下弥漫着世界不会打仗的气氛，军品项目纷纷下马。就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飞机运10、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红旗轿车都下马了。一句合资，从此，几十年见不到中国品牌轿车。当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公知们又叫嚷，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仅买行将破产的美国两房债券就前后花去5000亿美元，还不算买美国国家债券借给美国财政部的近1万亿美元。而国内许多重大项目得不到投资，好些工厂破产，工人下岗失业。这是哪门子治国之道啊？！

1999年5月8日，美国B_2轰炸机向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投下5枚GPS系统制导各重2000磅的直接攻击精准炸弹。事后，我们还不得不租用美国波音飞机运回三位同胞遗体。

2015年4月，我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网站公开发表《北斗 北斗 魂牵梦绕》，“近日，中央台播报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进展新闻，谈到系统控制精度受制于核心部件铷原子钟。作为曾经从事这项工作的我魂牵梦绕五味杂陈。二十多年前，我的导师北大教授董太乾多次来信邀约我进京参与铷原子钟的改进研发，怎奈多种原因，未能成行。只能留下报国难，难于上青天的终身遗憾。好在另一领域自己艰难地前行，抱定终身走在人间正道上，与邪恶势力斗不亦乐乎！”

可以自信地说，如果前三四十年的大气候有利于我们，我们早就完成了高精度、高稳定、高可靠铷原子钟的改进换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的小型化铷原子钟早就装备我国北斗卫星，北斗卫星早就布满全球。等不到今天，卫星制导精度早就赶上超过美国。我有北斗巡视环球，美国还敢袭击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吗？！

曾经辉煌一时的867厂破产了，象征着我们国家大三线建设落下了帷幕。但大三线建设打下的基础，留下的种子，假以时日，气候适合，生根开花结果，，必定带来井喷似的强劲动力，为共和国的辉煌铺平道路增添光彩。

   待续   

2018年5月3日 于成都